2025年中期全球與中國金融市場綜述：內外共振、政策主導；施羅德資本聯手西子國際，打造30億元私募地產基金平臺；金科重整成功：1470億元債務“清零”，中國房企重生范本誕生；2025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市場主要受到特朗普關稅政策預期主導，美元資產因美國經濟基本面走弱與財政信譽問題承壓，美債與美元指數整體走弱；而美股在政策博弈下走強，黃金也因避險需求上漲。與此同時，地緣沖突對原油價格形成短期擾動。中國市場方面，央行流動性政策由“緊”轉“松”，疊加經濟邊際好轉，推動A股表現強勁，債市平穩運行，人民幣匯率波動中趨穩。進入2025年下半年，全球焦點依舊聚焦于特朗普關稅政策是否正式落地，其不確定性疊加美元信用受損、美聯儲貨幣政策搖擺，使得美元資產未來波動加劇。與此同時，隨著地緣政治風險緩和，黃金和原油短期沖高空間受限。國內方面，出口或面臨階段性透支壓力，而內需依舊疲弱，預計政策將繼續維持流動性充裕以支撐溫和復蘇，股債市場維持強勢格局，人民幣匯率穩定運行。【評論】2025年中期金融市場呈現出“內外共振”的結構性特征。海外方面，“特朗普重返關稅舞臺”成為影響全球資產定價的主導變量，不僅擾動美元信用，還撼動了全球貿易格局，美聯儲政策透明度下降進一步放大市場波動。而地緣沖突暫緩，則令避險資產如黃金和原油從高位回落。國內市場則顯現出政策呵護下的穩定力量。上半年流動性轉松配合經濟邊際修復，助力股市上漲和債市企穩，下半年預計這一趨勢將延續，尤其在出口邊際走弱、內需疲弱的背景下，政策托底將更加明確。從資產配置角度看，人民幣資產仍具備相對吸引力，股債“共舞”可能在全球資產配置視角下獲得更多關注。未來需關注三大變量：一是特朗普政策兌現的節奏與尺度；二是美聯儲在經濟與財政約束下的貨幣政策空間；三是中國政策托底力度與節奏的協調性。全球金融市場仍將在不確定性中尋找政策錨點與資產價值再定價的路徑。近日，全球資產管理巨頭施羅德資本房地產投資部門與本土企業西子國際達成深度戰略合作，擬聯合發起設立總規模約30億元人民幣的私募房地產股權投資基金，聚焦長三角核心城市的優質寫字樓和消費型基礎設施。此次合作標志著雙方在大寧靜萊坊項目交易之后，正式升級為長期合作關系。【評論】施羅德資本與西子國際的聯合，不僅體現外資資管機構對中國一線城市核心不動產投資機會的持續看好，也反映出本土企業與國際資本在資產管理和運營能力上的協同趨勢。隨著房地產行業結構性轉型深入，長三角核心城市中的存量資產改造與運營優化正成為資本關注的重點方向。此次30億元私募基金平臺的設立，預計將為市場提供穩定現金流與增值潛力兼備的項目樣本，同時也有望引領境外資管機構在華“深耕式合作”的新范式。（一）2025年5月11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批準金科股份及其子公司重慶金科的重整計劃，標志著這家千億級上市房企正式“重生”。金科通過此次司法重整，實現對高達1470億元債務的全面清理，成為全國首個以司法重整方式成功化解歷史債務的千億級房地產企業。該重整案債權人超過8400家，資產覆蓋全國30多個城市，總規模超2000億元，是目前中國房地產行業最大、重慶市史上規模最大的重整案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整個重整僅依靠26.28億元戰略投資款便完成“杠桿撬動”，展現出極強的資本運作能力。【評論】金科的重整案例不僅是房地產行業自救邏輯的重大突破，也被視為地方政府、司法系統與市場機制協同化解房企債務風險的范例。在行業深度調整、資金流動性極度緊張的背景下，金科以不到30億元的投入解決1470億元債務問題，釋放出多重信號：一方面重整機制在房企風險化解中正從邊緣工具走向主流模式，另一方面也驗證了“政府協調+資本方案+市場信心”三者協同的重要性。在恒大、融創等大型房企仍深陷境內外債務泥潭之時，金科的“極限操作”給行業帶來不小震動：司法重整不再意味著徹底出局，而可能成為“有序重啟”的新起點。未來，類似金科的案例或將在其他區域復制，也將推動房地產行業風險出清加速、市場信心重建提速。（二）2021年，中迪投資因債權糾紛，其控股股東中迪產融所持7114.48萬股股份被債權人長城資產申請司法拍賣。首次拍賣中，競買人成都眾興以5.85億元競得股份，并支付1億元拍賣款，但未在規定時間內補齊剩余款項，構成“悔拍”，法院隨即罰沒其3000萬元保證金，并將股權重新拍賣。2021年11月底，第二次拍賣由廣東潤鴻以2.55億元價格成交，較第一次成交價大幅縮水56.41%，造成3.3億元差價。令人意外的是，近日北京市二中院裁定將成都眾興已繳納的1億元退還原路，長城資產對此明確表示不滿，并提出執行異議，同時要求追繳3.3億元拍賣差價。【評論】此次事件暴露出司法拍賣在制度與執行層面存在的灰色地帶，也再次引發對“悔拍”責任機制的高度關注。按照通常司法拍賣規則，競拍人一旦中標，應按期繳納全部款項，否則承擔相應法律后果。成都眾興繳納1億元卻未履行剩余義務，既浪費司法資源，也造成拍賣標的貶值，其行為應當受到相應懲罰。然而法院卻決定退還拍賣款，這一判決無疑削弱了司法拍賣的嚴肅性與約束力。從市場角度看，兩次拍賣價差高達3.3億元，長城資產實際承受巨大損失，因此其維權行為具有合理性。這一事件也凸顯在司法拍賣與債權執行交界領域，法律規范仍需進一步細化，以防止“悔拍套利”與制度空轉。對金融機構而言，未來在參與此類債務化解過程中，需要更加注重程序保護與權益追索機制的完善。
浙公網安備?33010202000630號 
